依据目前调查、发掘所掌握的情况，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整个遗址区范围内，遗址群的分布有一定特点和规律性。

首先，尼雅遗址地处内陆干旱荒漠地区一相对独立地理单元的绿洲上，其住宅形式和聚落形态强烈地受到了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第一，遗迹点均分布在河流两侧或附近的台地上，南北向疏散分布，台地或为风蚀而成或为亚粘土层堆积形成，昔日这里的人民生息、繁衍就寄仰于母亲河——尼雅河的赐予。第二，建筑住宅的形式和聚落形态在结构上和功能上完全被动地服从于环境、气候条件，墓葬材料亦充分地显示出这一点。种种迹象已经昭示，昔日这里的绿洲生态环境已很脆弱，条件很恶劣，对风沙、酷暑、严寒的预防，是营造、规划家室过程中必需考虑到的实用功能，在每一区建筑址周近，几乎均设有防御风沙的篱笆墙，而在建筑址之间，有些道路两侧亦置篱笆护栏栅。由于河流南北狭长，流域内可垛泥、砌坯墙的土壤有限，木骨结构夹扎芨草、红柳枝、麦秸而后抹泥的木骨泥墙法一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方法尽管古老但经济有效，而由此造就了高超惊人的木工工艺。一些建筑上残存的木地栿、梁柱、雕花的门栏、柱头饰，让人想象出昔日宏伟的气势和精湛的工艺。

其次，尼雅遗址诸遗迹群的分布，虽然受生态环境强烈制约影响，但是在不同时期，在点的分布上均有着共性。暂不论相对年代或时代关系，就尼雅遗址范围内众多遗迹的空间组群分布关系而言，呈现小聚居大分散的状态，分析近五年中日合作考察资料，我们发现，尼雅遗址以聚落为单位可初分为19余组(每一聚落包含不同遗迹类型)：1．N13——N17；2．N18——N22；3．N8；4．N7；5.N5、N6； 6．N1； 7．N2； 8．N24—26、N12； 9．N9—10； 10．佛塔； 11．N30—31； 12．N29、N34； 13．N3、N4； 14．N36—38、N45； 15．97A一1； 16．古桥及N41、N44； 17．古城； 18．94A—-2、A一3;19．92A——15。

将整体尼雅遗址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组群分类，是在以住宅形式或谓房屋建筑址为分类单位基础上明确规范的一种新的认识。20余处聚落规模宏大、分布范围广，相互之间均有结构、布局和功能上的相似和不同，这些共性和特点的归纳与综合，反映着丰富的历史面貌和文化意义。

尼雅遗址遗迹类型构成有官署、民居宅院、佛寺、作坊区、田地、畜舍、供水系统、道路、墓地、古城、宗教遗迹等，如N3聚落中见官署、民宅、水池、畜舍、道路，N14聚落有作坊区、渠道、水池、林带、宅院、畜舍等。遗迹类型构成归纳起来基本如下：

1．民居宅院

一般为多室，多功能性结构，组合布局。居室一般由厅、室、回廊、储藏室组成，房外并建一畜舍，住宅周近常见桃、桑、葡萄等果树有序栽种，院落多有篱笆护栏。从目前的调查情况看，民居宅院存在布局规模上的差异，它除了反映生产经济生活的具体内容外，同时也反映着社会分层的特殊含义。

2．官署

目前，明确为官署者有N3、N14、N24等地点。这些地点建筑规模宏伟，气势非凡，布局谨严，且工于巧技，多有雕花梁柱。出土的相关文书材料及发掘情况的判断，也可以说明。

3．手工业作坊区

尼雅遗址出土的大量遗物表明，木器、陶器、铁器、玻璃器等的制作与加工已达到较高水平。陶器坊窑址集中在N14东南部、95年MNl号墓地东北窑区及97A一1聚落群，总数已达到20余处。在N14东南区域，陶窑附近还有水池(或练泥池)，同时还存在可能是烧制玻璃的炉址。

4．田地

在佛塔北近100米处，见一片地势平整，田埂痕迹清楚的田地，在古桥东部地区亦有同类遗存。另外，在多处地点还发现规模不同的果园址(如N10东、N41南、N7西、N29南部、N31东北部等)。

5，畜舍

畜舍在每处聚落建筑中均能见到，也有相当部分是与房屋住宅相对分离开来，单独设置的，规模一般较小，很厚的粪草堆积物指示着其所在。

6．供水系统

指灌溉等生产用水设施及生活用水设施，主要为水池、涝坝、渠道及其附属性设施。一般在每组宅院不远处，多据自然地形为之，如N14、N41、N1、N3、N8，亦有人工为之(N 2)，池周有桑树等果树(如古桥东沙丘旁池塘果树环绕，设计颇见巧思)。在N8点北部发现的水池内存留有表示水位的土丘[注21]。N3、N4聚落水源地在其东部，有林带与住宅、官署区相连，涝池面积很大，周围植有桑树，亦建有篱笆防护栅栏，池南部还有两区规模不大的房屋遗址。在N13一N14区域，还发现了一些灌溉痕迹。这些供水系统的形成，应与古代尼雅河流干流或支流紧密相关。尼雅河是一条季节河，秋冬枯水，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的储备乃生活大事，建立行之有效的供水保障系统，维持生产、生活之需，在当地是至关重要的民生问题。

7．宗教性建筑

可明确定为宗教性建筑遗迹的有2处：一处是佛塔；一处是N5佛教寺院遗址。

佛塔位于整个遗址区中部，背依两高大红柳沙丘，沙丘北部、东部、西部残存篱笆墙，其中西部残存的部分木构件，指示着这里可能存在相当规模的宅院。佛塔高6米，下部为方形基座，二重，底部边长5．3米，土坯砌成，已遭严重风蚀和盗扰[注22]。另外，距佛塔西约100米处的台地上及其附近，散布较多木建筑构件，并见大量陶片、动物骨骼碎片；在佛塔南约400米处见有几处房址。

佛教寺院遗址地处北部N5聚落区，为本世纪初斯坦因首次确认[注23]。1995、1996年新疆考古所曾二次清理发掘，取得重大收获[注24]。佛寺遗址地处一高台地上，平面呈“回”字形，边长5．3米，近28平方米，门西向开，中央基坛为木板围成的方形木框、内填土的土台，周为回廊，从已倾圮的立柱情况判断，寺庙的高度为2．8米左右，建筑方式基本与其他住居址同，木框架式，榫卯结构，木骨泥墙，工艺高巧，处在佛寺的东、北回廊倾圮坍塌的墙体堆积中；清理发现并加固揭取了佛像、菩萨像等壁画残片。佛寺西部有一组南北向长方形建筑址，曾出土了4件二面雕有佛像的木雕像，可能是僧房、禅房及生活场所。在佛寺北部，斯坦因曾在编号N5—15房址中发掘出土大量佉卢文木简、羊皮文书及包括有“泰始五年”纪年汉简等许多贵重文物。整个区域内寺庙、僧房、民居住宅、广场、林带、篱笆栏及畜舍有序组合，已由1997年完成的大规模测图工作所表明。

8．道路

目前尼雅遗址区域内，聚落与聚落间交通线路，尚未发现。而在同一聚落之内，几组建筑之间存在交通道路已经发现。如在N8聚落，92A一4聚落西部区域，均有暴露。道路宽约2—3米左右，两边则设有篱笆栅栏，而道路两旁设篱笆墙并植种树木林带，在许多还收集到一方用炭精刻的“司禾府印”(图版 司禾府印)。

1959年10月，新疆博物馆李遇春先生一行11人，自民丰始骑骆驼抵尼雅佛塔区域，清理居住10处(以N2聚落居住址为中心)，抢救清理墓葬2座[注10]。采集了许多重要文物标本，有陶罐、纺轮、坩埚片、毛织物、棉织物、丝织品、佉卢文木简(图版 佉卢文木简)、木椅、五铢钱、戒指、镰刀、贝、铁刀、带扣、珊瑚、料珠(含蜻蜓眼式)、玛瑙珠、玉石、象牙饰品等。清理发掘的一座夫妇合葬墓中，男女二尸著锦质或绢质袍衣，衣着华丽，随葬品丰厚，规格高。所获资料为推动西域史诸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0年，日本国NHK取材班在我国政府准允下，与有关部门合作拍摄《丝绸之路的遗宝》电视纪录片，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新疆考古所)派员一并赴尼雅遗址，对佛塔、N1、N3、N2及南部墓地等地，进行了有关调查工作[注 11]。

1980年12月，新疆博物馆与和田地区文管所调查了尼雅遗址N2、N3、N4佛塔、N1及西部N24、N26、N12为中心的区域，重点就居住建筑形式、结构及工艺特点做了剖析，采集到包括佉卢文木简在内的许多文物标本[注12]。

1981年，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吴景山赴尼雅遗址，采集佉卢文木简一件[注13]。

1988年始，由新疆文化厅组织、日本国友好人士小岛康誉资助的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逐年陆续实施。1990至1992年连续三年的尼雅遗址中日共同预备学术调查，对遗址整体分布及现状有了基本的把握，运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测定了所经遗址点的位置，采集了一批重要文物[注14]。

199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考古所抢救性清理了3处墓地；与日方合作，对N2聚落遗址进行了测绘；同时根据中国石油及水文物质部门提供的线索，首次调查了距传统尼雅遗址以北40余公里的一处属青铜时代的遗址[注15]；对N3建筑遗址进行了重点测绘，了解了其形制布局、结构及工艺特点[注16]；全面调查了遗址区内遗迹点的分布情况，采集了一大批重要遗物。所有的工作为以后的共同学术考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4年，中日合作调查了N2聚落多处居住址；新疆考古所对N37居址做了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佉卢文木简及其他重要遗物[注17]；在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方面，双方组织生物、沙漠、土壤、历史地理等学科专家考察了尼雅遗址。

1995年，双方对N2聚落的3处居住址、佛寺遗址(N5)进行了清理发掘，首次发现了佛教壁画残片，对佛寺的布局有了初步的认识。尤其引人瞩目的是，新疆考古所对偶然发现的一处墓地(编号95MNl)抢救性清理发掘，发掘墓葬8座，出土大量干尸及精美珍奇的随葬品，取得重大考古收获[注18]。1995年尼雅考古工作情况报道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并因此被评获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批材料对说明尼雅绿洲汉晋时期历史文化面貌及相关重大学术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为尼雅河流域规范考古学研究树立起了标尺。

1996年，中日双方实施了对N5佛教寺址的继续清理及对N13一N14遗迹群的测绘，同时派队赴传统尼雅遗址以北40余公里区域，调查并发现居住址及一批珍贵的文物标本，结合1993年北方考古调查资料明确了北方地区存在青铜时代古文化遗存(图版 玉器、骨珠项链)。在对N5佛寺的发掘中，基本摸清了其整体形制布局及结构特征，发掘出土了木雕佛像及建筑饰件等遗物。在分布调查中，在遗址区南部地区，首次发现古城址一座，清理了古城东南城门及门外附属的房屋建筑址一处[注19]。

1997年，中日尼雅考察队对以佛寺遗址为中心的大范围聚落遗址及N13一N17聚落区进行了测绘，抢救清理了1995年l号墓地区域新暴露出的墓葬6座及新发现的N14西北约600米处的墓葬一座[注20]。

回顾尼雅遗址考古调查发现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01—1931年；第二阶段为1959--1990年；第三阶段自1991年至今。在第一阶段，斯坦因以其重大发现扬名宇内，但从学科发展本身而论，斯氏当年趁我国家时局不靖，“稍行小惠，即可为所欲为”的那种行为与办法，所揭示的只能是尼雅绿洲文化的一个小小局部，姑且不论其行为有伤民族感情一面，而仅将其多次在尼雅的探险考察纳入同时代世界考古学发展中去实事求是冷静评估，不难发现，其与同期水平相去甚远。在第二阶段，我国新一代考古工作者艰苦创业，曾于1959年获重大收获，但在当时国家财力、人力条件下，工作也存在诸多缺憾。然而，1959年尼雅考察标志着新疆文物考古新时代的庄严开始，斯功厥伟。第三阶段，尼雅考古以中日合作形式进行，开始尝试使用高科技手段与方法，并引人多学科综合科研力量，通过连续多年基础普查及重点调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陆续有了不少新的收获。尽管有些方面及环节上仍需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但置人新疆考古学发展的现阶段来说，应将第三阶段视为规范意义上考古学研究、作业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