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宗教向农村转移

农村近年来寺庙“兴建热”的背后，是部分农民对各类宗教活动的追捧和信任。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农民现有文化活动主要是喝酒、打牌、看电视。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经费更加捉襟见肘，这使得本就被忽视的农村文化建设更加被边缘化。

陕西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岳东峰认为，现在一些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上仍然保持“重经济、轻文化”的惯性，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地下宗教热”兴起的重要原因。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因为城市的管理能力相对较强，地下宗教、邪教力量的活动近年来出现一个明显趋势：向农村转移。

陕西延安、榆林、宁夏固原和甘肃庆阳四地公安部门介绍，“门徒会”、“实际神”等邪教势力派出传教者在农村走村串户“传福音”，隐蔽活动频繁，有关部门难以打击和控制。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实际上，近年来在陕甘宁一些农村地区，宗教场所滥修乱建现象愈演愈烈。

一些参与管理、监控、打击地下宗教、邪教活动的干部们不无忧虑地说，这些力量采取从农村突破，不断“圈地”做大，然后逐步向城市渗透的策略，令人警惕。因此，将防范和控制邪教的工作重心尽快下移到基层已是当务之急。应尽快建立起有效遏制“有神论”作大成势的体系和具体措施。

■农村建设软肋助长“信仰流失”

一方面地下宗教、邪教和民间迷信在中西部农村扩散，另一方面这个情况未引起干部群众的足够重视。记者走访的众多业内研究者和干部群众认为，地下宗教、邪教的传播，反映了部分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农村文化精神生活匮乏、干部认识不清晰的工作软肋，助长了“信仰流失”现象，需要加以正视。

延安市社会文化局副局长赵吴宁从事基层文化工作20多年，他深有感触地说：“现在农村文化阵地要么没有，要么建成了变空壳，送图书放着落灰尘，送电影、戏剧下乡也只是老弱病残者来看看”。

他反思农村近年来的“信教热”，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陕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党组书记宋洪武说，近年来地下宗教和邪教力量利用了干部腐败、教育跟不上、医疗卫生保障水平低等社会问题，大肆发展信徒，扩张势力。这说明一些党外的人才没有团结在我们周围，而是被别人利用，这跟过去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现在不仅老百姓，包括不少基层干部都难以分清宗教的正与邪，合法与非法。老百姓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针对西部农村地区地下宗教、邪教抬头的现象，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干部均认为，应借新农村建设之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下大力气关注、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岳东峰认为，地下宗教、邪教、民间迷信等在农村抬头，反映出了基层组织薄弱的“老问题”。一些群众把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问题看成是“共产党带来的”，加上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实，影响到了群众对党的信任，相当一部分农民转而在思想文化上寻找新出路和新寄托。

岳东峰说，基层组织近年来在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上工作有失误。目前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人的头脑方面，措施还不够实、不够深、不够透，离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较远，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联系不紧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还没有深入到基层尤其是农村和农民中去。二是新的核心价值观还没有被百姓熟知和接受。 （完）（责任编辑：周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