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涛:“写意主义”的集大成者

作者: 来源: 日期: 2014-09-22

                                                                    韩玉涛先生接受采访

二、“戏迷”的美学情缘

现在,韩玉涛的身份已经是美学家,但其实最初他对美学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我从小是个戏迷,我的一个表哥是德州有名的琴师,他们剧团距离我家有二十里路,经常接我去看戏,当时差点去学戏”。后来到北京读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但戏曲一直伴随着他的生活,“从1952年到1958年,看戏很方便、便宜,北方昆曲剧院四出戏才五毛钱”;这个爱好甚至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中学毕业后填写志愿,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师院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北大中文系”。对于这次的志愿填写,韩玉涛解释说是“调皮、闹着玩”,因为当时北京师院中文系分配都在北京工作,并且吃饭不要钱,家里给钱他都可用来看戏、买书。“甚至有一次在长安剧院楼上看川剧《拉郎配》,结果看着睡着了,差点摔下来”。韩玉涛饶有兴趣地清晰的回忆着当年看戏的点滴生活。

要说韩玉涛与美学的结缘,不得不提到建国后第一次“美学热”。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下,《文艺报》发动了一场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与讨论。在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于1956年6月的《文艺报》发表后,贺麟、黄药眠、蔡仪、敏泽等人发表了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文章。随后学术界、文艺界的人士纷纷写文章参加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韩玉涛第一次见到“美学”这个词,“当时都不太懂,好多词和人名都没听说过,比如利普斯、普鲁斯等,当时很多书都没翻译过来”,但当时他对王朝闻的《以一当十》印象深刻,也对美学有了最初的认识。

年对韩玉涛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韩玉涛大学毕业后正等待分配,当时他自愿去北京郊区教学,“看戏不方便,所以要做个小结”。于是在当年的8月16、17两日内,他完成了《写意论》的第一个大纲。当时他把稿子夹在书中,后来在红卫兵抄家过程中只剩下一万多字,“红卫兵不懂,就把它扔在地上了。”

在此之后,韩玉涛被分派到北苑教书,这时他对美学还不是很感兴趣,而是把更多的精力用来读书,“教书的十五年间,其实也是我的读书时间”。期间他跟随尚爱松先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陶渊明、杜甫、李白、龚自珍以及《史通》等都读。“尚先生领着我从根上补了中国文化”,“他词必己出,绝不重复别人的话。对于谈论的话题,他或者说不懂,或者说自己的看法,这个老头很值得怀念。”韩玉涛坦言道,他受尚老师影响非常大。

美学再次跟韩玉涛发生关联是在1978年,当时在朱光潜和李泽厚的努力争取下,韩玉涛被调入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室。“8月5号报到,8月12号领了借书证”,他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借书证对他特别重要,有了它好像就有了一切,从此也开始并不轻松的社科院生涯。其实,韩玉涛当年调入社科院哲学所曾经是有争议的。“经过近百年来的努力,中国原来的儒学、理学、心学等种种学问之径均遭淘汰,而独尊‘哲学’。以致韩玉涛这个并不懂英文德文的老夫子,被李泽厚先生请进哲学所时,众皆哗然。李泽厚先生也是‘哲学家’,但他似乎有意无意留了一条后路,对韩玉涛这样化石模样的‘学究’而非‘学者’,在狐疑之中,也存有一线希望。”刘正成曾撰文写道。

在这段日子中,韩玉涛更多的就是“自己看书,自己写东西,当时坚持研究写意论,但苦于无法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最后他发现了九方皋相马法。

在经历了80年代的“美学热”后,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美学大师开始逐渐被人淡忘,美学也不再是当代“显学”。而韩玉涛新近出版的《写意论》把人们重新拉回当时的语境,他得出“中国美学,是草书主义、写意主义”的结论,并对中国相对琐碎的美学进行了系统梳理,完善了东方美学的体系。在此之前很多学者对此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被遗忘”的大师

跟韩玉涛的见面是约在他西四环的新家中,时间是上午十点,他已经早早等候在家中。这个时间对于韩玉涛来说已经不早了。“他常年身体不好,如今又患上了脑梗,每天只能工作三个小时,三点到六点,之后就得休息。”这三个小时中,两个小时写作、一个小时写字,韩玉涛的勤奋和坚持让笔者很受感动。

虽然,在采访之前进行了详细的准备,但对韩玉涛仍然所知甚少,能查到的仅有的资料显示,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研究员、著名学者、中国书法美学领域权威专家、知名书法鉴赏家。生于1938年12月,河北景县人,1962年8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2年12月至1978年8月先后在北京14中、北京82中任教,1978年8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哲学所工作。现退休,居北京。主要代表作有:《中国书学》、《写意-中国美学之灵魂》、《写意论》第一部 (第二、三部正在写作中)。

跟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耳熟能详的美学大家相比,韩玉涛并不为众人所熟知,但他却不容忽视。“中国现代书法理论史,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后,其开山之作是韩玉涛先生1979年发表在《美学》第一期的《书意论》一文,然后是传入大陆的熊秉明先生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韩、熊二先生开启了中国书法学人的心志,揭开了中国现代书法理论史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一页。”书法家刘正成如此评价韩玉涛。“为了东方美学的完整体系,韩先生早在20年前便沉潜于古今中外的美学典籍,而于东方吾国数千年文化思想,则不厌浩繁,作上下之求索,然后择其精要和难点,个个击破,写成一篇篇见地精深的文章。”书法家黄君在1998年的文章中写道。

笔者之所以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新近出版的《写意论》,书中提出“中国美学,是草书主义、写意主义”,并试图系统性地梳理中国写意史。而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美学缺乏类似西方美学的系统性,更多的是琐碎的个人感想,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仅有《文心雕龙》、王夫之的笔记等称得上美学著作,只是一两句不是美学,对此韩玉涛认为这些人“脑子很多完全是西方,根本不懂中国传统美学”。

“《写意论》第一本用了两年时间完成,第二本正在写作之中,计划四五十万字,主要讲魏晋,已经写完一部分;第三本讲唐宋元明清近代。”谈到这些时,韩玉涛激情饱满,但其孱弱的身体又让见过他的人都为他捏把汗。

二、“戏迷”的美学情缘

现在,韩玉涛的身份已经是美学家,但其实最初他对美学并不了解,也没有兴趣,“我从小是个戏迷,我的一个表哥是德州有名的琴师,他们剧团距离我家有二十里路,经常接我去看戏,当时差点去学戏”。后来到北京读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但戏曲一直伴随着他的生活,“从1952年到1958年,看戏很方便、便宜,北方昆曲剧院四出戏才五毛钱”;这个爱好甚至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中学毕业后填写志愿,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师院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北大中文系”。对于这次的志愿填写,韩玉涛解释说是“调皮、闹着玩”,因为当时北京师院中文系分配都在北京工作,并且吃饭不要钱,家里给钱他都可用来看戏、买书。“甚至有一次在长安剧院楼上看川剧《拉郎配》,结果看着睡着了,差点摔下来”。韩玉涛饶有兴趣地清晰的回忆着当年看戏的点滴生活。

要说韩玉涛与美学的结缘,不得不提到建国后第一次“美学热”。1956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号召下,《文艺报》发动了一场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与讨论。在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于1956年6月的《文艺报》发表后,贺麟、黄药眠、蔡仪、敏泽等人发表了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文章。随后学术界、文艺界的人士纷纷写文章参加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韩玉涛第一次见到“美学”这个词,“当时都不太懂,好多词和人名都没听说过,比如利普斯、普鲁斯等,当时很多书都没翻译过来”,但当时他对王朝闻的《以一当十》印象深刻,也对美学有了最初的认识。

年对韩玉涛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韩玉涛大学毕业后正等待分配,当时他自愿去北京郊区教学,“看戏不方便,所以要做个小结”。于是在当年的8月16、17两日内,他完成了《写意论》的第一个大纲。当时他把稿子夹在书中,后来在红卫兵抄家过程中只剩下一万多字,“红卫兵不懂,就把它扔在地上了。”

在此之后,韩玉涛被分派到北苑教书,这时他对美学还不是很感兴趣,而是把更多的精力用来读书,“教书的十五年间,其实也是我的读书时间”。期间他跟随尚爱松先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陶渊明、杜甫、李白、龚自珍以及《史通》等都读。“尚先生领着我从根上补了中国文化”,“他词必己出,绝不重复别人的话。对于谈论的话题,他或者说不懂,或者说自己的看法,这个老头很值得怀念。”韩玉涛坦言道,他受尚老师影响非常大。

美学再次跟韩玉涛发生关联是在1978年,当时在朱光潜和李泽厚的努力争取下,韩玉涛被调入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室。“8月5号报到,8月12号领了借书证”,他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借书证对他特别重要,有了它好像就有了一切,从此也开始并不轻松的社科院生涯。其实,韩玉涛当年调入社科院哲学所曾经是有争议的。“经过近百年来的努力,中国原来的儒学、理学、心学等种种学问之径均遭淘汰,而独尊‘哲学’。以致韩玉涛这个并不懂英文德文的老夫子,被李泽厚先生请进哲学所时,众皆哗然。李泽厚先生也是‘哲学家’,但他似乎有意无意留了一条后路,对韩玉涛这样化石模样的‘学究’而非‘学者’,在狐疑之中,也存有一线希望。”刘正成曾撰文写道。

在这段日子中,韩玉涛更多的就是“自己看书,自己写东西,当时坚持研究写意论,但苦于无法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最后他发现了九方皋相马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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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尼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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