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证实事故迟报与“封口费”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10月26日中午，霍州煤电集团董事长杨根贵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直到9月底，集团公司才接到了干河煤矿的事故报告。

他直言不讳地对煤矿负责人提出批评并告诉记者，10月21日，霍州煤电集团召开干部大会，对此事通报全局(即“集团”)，要求大家引以为戒。

“我们已经加大处罚(力度)，严肃处理了。”

记者向杨根贵提起网上的有关传言，他证实说，对于这起事故，安监部门已经介入调查。霍州煤电集团向干河煤矿追查此事后，9月底，煤矿提交了事故报告。

“不是瞒报，他是报得迟了。”杨根贵说。

杨根贵还向本报证实了“封口费”的事，他说：“刚开始有这种情况，后来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严肃处理，没人来了。”

记者询问煤矿矿长李天智等负责人是否受到处分，杨根贵说，事故处理工作根据集团公司1月6日安全会议上出台的有关规定“对号”，“对到哪儿就到哪儿，没什么争议，都按这个走”。他透露说，这一处罚无疑会影响到煤矿的全年效益。此外，要求矿长李天智向安监局写出书面检查，并罚款 8000元。

根据国务院上述条例，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如果存在“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行为，“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

矿方说“大约有四五十人”

与杨根贵董事长的坦率相比，矿方的态度耐人寻味。10月26日上午，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到煤矿的六层办公大楼，由于当天是周日，绝大多数办公室都上了锁。一间虚掩的办公室内，六七名工作人员在开会，记者推门而入，他们却对任何事情都表示“不知道”，也不透露值班领导或办公室、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经过一番努力，记者辗转获得干河煤矿内部通讯录。

听说记者希望采访李天智矿长，一名工作人员说：“这两天矿长忙得很，打电话肯定……这两天，矿长的心情不好。所以给书记打电话就行。”

“矿长为什么心情不好？”

“这两天矿上有点事儿。”

“是不是跟网上说的那事儿有关？”

“对对对，就那个。这两天做检查呢，我们矿长——给局里头报检查。你们都知道这事儿了？我知道网上有。”

“为什么要写检查，是因为瞒报吗？”

“你都看了吗，还要问？就是因为那个——没往上报。”

“那天来的记者多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一名保洁员则说，前一段时间的确听说来了很多记者，但自己只负责六楼清洁，并不知详情，不晓得负责人在哪个楼层，也不知负责人如何联系。

但记者很快发现她没说实情。记者尾随这名保洁员走到四楼，见她走入楼内唯一一间挂有“秘书”铭牌的办公室——此前，记者曾试着敲过这间办公室的门，无人应答。记者绕到窗户对面，隔着纱窗见到室内办公桌电脑前有一名男子。保洁员与这名男子交谈片刻后出门，恰好被快步赶来的记者迎面撞见，但她并不说话。记者不假思索立即推门，门已经上锁。记者多次重重地敲门，都无人应答。记者重新绕到窗户对面，仍可见到那名男子。记者冲他喊话、挥手，他手持烟卷，对着电脑，置若罔闻。

记者下至一楼大厅，向保安人员打探情况—从摄于9月25日晚的照片可以看到，前来领取“封口费”的真假记者当晚便在此处的登记簿上留下了姓名，许多人填写的来访事由是“找李主任”或“找李国良”。

不过，多名保安均以“不知道”、“秘书都不在”为由回答了本报记者关于事故和“封口费”的询问，并拒绝提供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记者向他们留下电话号码，表示希望与负责人取得联系，随后离开煤矿。

驶离干河煤矿大约20公里之后，记者意外接到了自称该矿“董事会秘书李国良”从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他所告知的电话号码，确与该矿内部通讯录上的“李国良”对应。煤矿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国良上月刚刚调离办公室主任的岗位。李国良在电话中也证实了他曾是办公室主任。

“听说你们前一段时间出了点事儿，很多记者去‘敲诈’？”对于这一问题，李国良在电话那端解释：“不算敲诈。来的媒体多而已。”

究竟去了多少记者？李国良回答：“大约有四五十人吧。”这一数字，少于戴骁军9月25日晚所目测的100多人的规模。

而那并非“封口费”发放的唯一一天。干河煤矿门口总有一些出租汽车在等活，据司机回忆，出事后的四五天内，来了不少记者“领‘封口费’”。一名司机还向本报记者多次强调并点出了两家电视台的名字。这两家电视台总部分别位于北京和香港，均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

不过，本报记者无法核实这一说法的真伪，因为无法从干河煤矿拿到“封口费”发放名单。

同干河煤矿的矿工一样，这位司机也一再建议“上网看看”。

“安全的事儿，要瞒瞒不住，没有必要！”霍州煤电集团董事长杨根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这是大事，虽然你有责任，何必瞒报呢，没有必要嘛！你以为瞒过了就不处罚？照罚不误，不含糊，只能加大不能减小——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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