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13时40分许，乌苏市四棵树镇哈尔莫墩村二队居民马福存家的5个小孩被人杀死在家中。5个孩子中，4男1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2岁。而凶手却是他们平时喊姨夫姑夫的那个叫马军的人。

11月3日的上午，记者在乌苏市看守所见到了马军，3个小时的对话，让记者听到了这个制造乌苏“8·5”特大杀人惨案的凶手归案后迟到的忏悔。

坐在记者面前的马军太年轻了，他只有23岁。在和记者的一问一答中，马军断断续续地叙述着他杀害5个孩子的前前后后。就在这时而平静时而愧疚的讲述中，“8·5”特大杀人案的前前后后浮出了水面。

背后隐情：婚姻在争吵中保不住了

“20岁那年，我跟着说媒的人去相亲，一个多月后我们就结婚了，过了几个月平静而甜蜜的日子。也许是离娘家才三公里路，小兰很爱回娘家，有时一个月要回好多趟。农闲时节没啥，可农忙时老回去就有些出格了，地里正放苗，她说走就走，我当然有些不快。”

“结婚有了孩子后，我们和父母分开单过，地里的农活多了，父母和弟弟就来帮忙，可小兰不领情不说，还不冷不热说难听话，让我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

“我们就是为这些小小的事情争吵不休，小兰话越说越重，尤其是我从小玩大的同学马从福在2005年因家庭不和，杀了岳母并杀伤妻子后，我们只要闹点别扭，她就说我跟那个杀人犯没两样。这让我很愤怒，去年4月，她再次说我时，我就狠狠地给了她两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她又哭又闹，骂我不是人，说啥也要和我离婚。”

“我真的不想离婚，孩子小，我们离了，儿子太可怜。她要回娘家，我就送，一路上说尽了好话。”

“可自那以后，我在岳母家就矮了半截，她娘家人动不动就烧火，怂恿她离婚，小兰也说狠话激我，说离了我照样有小伙子要她。出事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语言不和闹掰了，我哭求小兰不要走。我送她回娘家后，就有不好的预感。因为小兰娘家300米外就是一个加油站，出门坐车很方便。我就在离她家一百多米远的地方等，直到快22时才去四叔家睡下，清晨5时，又到小兰家门口等。果然，10时30分，从伊犁发往塔城的班车停了下来，小兰被父母送上了车。眼睁睁看着小兰消失在视线之内，我的泪一个劲流。我回到家里，整整两天没有出门，难受得要死，脑子成了糊糊，家人都以为是我的错，让我把小兰接回来，不然就别回家。7月19日，我上小兰家要人，她父母说她没回家，我当时就气了，我嚷‘你以为我是瞎子聋子，听不见也看不见吗？我们打个赌，如果我说谎我家死一个人，你们说谎你家就死一个人。’小兰的妹妹给我了她的电话号码，我这才离开。”

“有了小兰的电话后，我就打了过去，我对小兰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住你。’可小兰说再说这些也来不及了，就挂断了电话。”

“我一有时间就找公用电话没头没脑地拨打，哭求小兰回到我身边。8月4日，我又打通小兰的电话，流着泪让她快回来，电话亭的女老板见我哽咽不止，还给我点了一支烟，让我有话慢慢说，不要太伤心了。小兰说‘你去问我父母，如果他们能原谅你再给我打电话。’”

“当天我从16时睡到次日早上，脑子一片空白，胡乱地拿上几件衣服，就到四叔家，看见一把屠牛的长刀，我就带上了，骑自行车来到小兰父母家，希望他们能把小兰叫回来，他们不理我，我打电话小兰也不接，后来小兰的哥哥见我很固执，就拨通了小兰的电话，可一听是我的声音她又挂断了，我仍旧不甘心，一次又一次地拨过去，我的情绪也在七上八下地斗争，家里的大人都走了，只有几个孩子在另一个房间玩，我等了一阵，最后一次拨打了那一串熟悉的电话号码，听见是我，电话又挂了，我怒火蹿了出来。”

“我感觉自己的眼前一片血红，看不见任何东西，随后，我就朝孩子们玩耍的那间屋子走去。”

心灵忏悔：痛恨自己沾满血腥的手

“当我对最后一个孩子下手时，他喊了一声爸爸。就是这声爸爸让我打了一个激灵，满屋子的血在淌，我得离开。当我出门没走多远，就碰见先前去买东西的小女孩，她冲我笑了一下，笑得我心里发虚，我头脑似乎又有些清醒了，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无法挽回的大错。”

“我也是一个父亲，我咋就这么心狠呢？怎么能对小孩子动手呢？如果是我的孩子被这样杀了，我心里是啥滋味呀。站在别人的角度，站在父亲的角度一想，我觉得我不但有一双罪恶的手，而且还有一颗黑暗的心。”

“进来快三个月了，我经常回忆过去，我对不起父母的养育，对不起自己才两岁的儿子。我儿子长得像我，特别爱吃香蕉，只要赶集，我定会给他买一些。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咋能对那些孩子下手呢，我真对不起那5个还未成年的孩子和他们的亲人；我一时的激愤，却导致了这场悲剧，把6个家庭推入了永远的灾难中。如今，我的眼在流泪，我的心在滴血。如果有可能，我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赎罪，去偿还这沉重的良心债。”

“在看守所的日子，民警不因为我犯了罪而歧视我，他们给我认真讲解国家法律法规和做人的道理。他们对我越好，我越是觉得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受害人。我好后悔啊！”

“我家里不富裕，没有能力从经济上补偿他们的损失，为了求得心灵上的安慰，如果我被执行死刑，我会将我的眼角膜捐赠给需要的人，我的器官能移植的就移植，我的躯体能捐的捐能卖的卖，起码能给他人创造一点价值。”

“我在信里给父母说，拿起油笔，每写一个字都是心痛，我想他们每收到我的一封信也很伤心。我多想再回到家中，吃妈妈做的饭，喝爸爸泡的茶，与弟弟一起干活，和儿子在一起玩啊。但这样的机会永远也没有了。”

“我在信中还问了今年我的棉花收成怎样？让家人把购农资的欠款还上，同时别忘了给我儿子买点好吃的，并希望弟弟能抚养我的孩子，一定要教育他不要走我的路。”

“当然我也给小兰写了信，恳求她原谅我打她的那两个巴掌。”（完）（责任编辑：周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