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水木周平”的网友把中国腐败的原因归结到老百姓自己身上。他说，比如医院，最开始的时候动手术是不需要红包的。结果医生资源紧张的时候有一些小聪明的人就送医生红包，要求医生先救自己家的人，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

“可问题是别人也不傻，你首先破坏了平衡，别人也会学习你，结果就导致了大家争先恐后地行贿。”“水木周平”把这种腐败的原因总结为“把自家的雪扫到人家屋檐下”。

专家指出，一方面是有权力的人利用权力寻租，另一方面有求于权力的人则希望通过贿赂赎买权力，走终南捷径。两相结合，腐败遂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比如利用节日送礼行贿之风在某些地方就已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甚至成为一种习俗。

■对腐败的麻木

姜明峰如今是一家房地产报的城市推广策划，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他从事过一段时间新闻工作，对社会上的腐败行为“深感不能理解”。更让他不解的是似乎周围的人对腐败现象熟视无睹，甚至欣然接受。

困惑促使他做起了研究。2002年，《面对腐败，社会心态知多少》在网上流传，作者正是姜明峰。

近年来由于工作的缘故他经常接触一些地方官员，他的一个感受是，越是落后和封闭的地方，官员们越会明目张胆地要价，“一个100万的项目，他会直接问能给他几个百分点。”

而在总体上，姜明峰认为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宽容度是较高的。

■良好教育降低腐败宽容度

对腐败的较高宽容度让论者看到了封建社会文化糟粕的遗毒。在封建社会中，“升官发财”是天经地义的，连刚刚识字的儿童也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好便可以“学而优则仕”，有了仕的地位便可发财，便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当这种余毒遇到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高发也就不难理解。“腐败是与我国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有关系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秉志对记者说。

“一旦周围的环境处在腐败之下，你的选择也是去腐败的话，腐败就会成为一种风气。”清华大学反腐学者任建明说。

任建明从法律的层面解释了为何我国民众的腐败宽容度较高。“我们的法律制度就不是零容忍的，比如受贿5000元以下就不立案。”

不过，姜明峰注意到了另外一个积极的趋势，即对腐败持拒绝和排斥心态的社会人群在扩大。他说，相比于一些落后的地方，大城市民众的反腐心态就要好一些，“这跟大城市的开放，文明意识和法制意识较强有关系”。

姜的一个朋友在一个小地方当处长，后来得到一次机会去德国访学，“结果回国后，他说宁肯出来自谋生路，也不回去当处长了，”姜说，“他觉得那个环境压抑，好人也没法好好做事。”

姜由此总结，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有留学背景的人对腐败的宽容度会降低。

■让群众参与有保障

我们还缺乏一个有效的使民众得以参与到反腐当中来的机制。最起码，对于举报人的保护要有力。任建明举了一个例子，李梅娟是辽宁鞍山国税局的工作人员，她因举报被两次开除公职。后来她举报的那个局长被查出的确有问题，《焦点访谈》问她以后发现这类问题还举报吗？她说不了，这个代价是不能承受的。

举报人遭到打击的情形时有耳闻，其结果往往是群众只好选择沉默。看看香港，对比明显。香港廉署鼓励实名举报，实名举报占到总数的70%。当然，它的背景是，廉署官员可以随时与证人联系，确保不泄露证人的任何信息，并在24小时内处理举报内容。

任建明说，廉政公署只发生过一次举报人被暗杀的案例，事件发生后，廉署全力以赴开始调查这个案件，几年后案例查清，几名罪犯被判得很重，有一个终身监禁。

民众的参与需要条件。呼吁民众参与到反腐败事业中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建立真正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以北欧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对于公务员形成了非常严密的监督机制，包括政府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等等。在有效的监督体系下，公务员想腐败都难。据报道，芬兰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少见。全国各地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不足10起，而且几乎没有大案。芬兰因此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

事实上，也正因为有这些制衡机制，民众的参与也有了更有力的保障。

“社会风气是一次次的事实积累起来的，有了好的制度，社会风气也能为之改变。”任建明说。

（完）（责任编辑：周生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