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走访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发现，在西部部分农村地区，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正在快速扩张，一些地方农村兴起寺庙“修建热”和农民“信教热”，正在出现一种“信仰流失”。

多位受访的专家和基层干部都认为，农村“信仰流失”的出现，是一些农村基层组织薄弱、文化精神生活缺乏的表现，并有可能成为产生社会新矛盾的土壤。因此，重视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基层组织的社会组织能力，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新思路，应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邪教埋下“定时炸弹”

2005年冬天，陕北某县原新闻从业人员李严宁(化名)，以信徒身份从榆林市榆阳区打进反动邪教“实际神”的地下教会内部。他通过实际考察发现，一些像“实际神”这样的邪教组织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存在于政府监管之外，存在于法律约束之外，对群众物质、精神危害很大。

李严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类邪教不仅正在破坏我国农村文化的原生态，而且正在改写群众的价值观，酝酿着严重的政治矛盾、宗教矛盾，给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带来危险，给国家安全造成隐患。

他向记者揭露了邪教“实际神”在陕北地区的地下活动──

“实际神”也称“东方闪电”，与“门徒会”等一样是带有政治色彩的邪教派别。这个邪教打着基督教的名义，认为河南的一个女神是“道成肉身”的最后一位“基督”，要在中国“做王掌权”。

该邪教自编教义，并结集为非法出版物出版。在其“教义”中称，“中国人最卑贱”、“中国将逐渐大乱，信‘女神’得拯救”、“中国将分裂”、“所有信徒必须破除亲情、友情、爱情，必须打破家庭”等等，内容非常反动。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实际神”从河南由南向北传播，1998年传到延安、榆林等地，2004年传到内蒙古、山西一带，现正向新疆、宁夏、甘肃等地大肆渗透。

据李严宁介绍，“实际神”自知不容于正常社会，因此其内部组织体系十分严密，反侦察能力很强。在其内部组织体系中，最高者为女神，下设祭司，教会分大区-小区-分号教会，负责人叫“带领”；一个分号教会要求不超过50人，人增多后再分成新的分号教会，比如一号教会、二号教会、三号教会等，依此类推。

“实际神”完全是地下邪教的运行模式。其传教如同传销一样，采用“人际关系网络滚动法”，单线联系。只管入教，不准问姓名，在交流中只称假名，如“小白兔”、“阿狗”等，每个教友只知道自己分号教会的几个人，教友聚会一般不超过7人；新加入者叫“新人”；被公安部门或政府部门发现叫“出环境”，被发现者要么不说，要么胡说；传教者一般不准带任何通讯工具，联系时，多变换用当地的话吧电话，有人接送和负责接待吃住，还给零花钱等。

此外，“实际神”邪教内部对资金控制严密。分号教会所用经费不能超千元，区教会不能超2万元，多余收入均要秘密上缴；信徒必须尽“本分”，所有信徒财产归“神家”；传教者与普通信徒同吃同住等等。

“实际神”邪教对群众危害很大。它的信徒都信灾难将要降临，整天神经质，整天检查自己的“悖逆”，加上有病不医治的人比比皆是，导致许多信徒身体素质下降。

同时，一旦信徒出现思想不坚定或有退却行为时，他们就安排专人千方百计进行跟踪教育，力争“一个都不能少”。在不同的邪教组织之间，比如“门徒会”与“实际神”、“观音法门”等之间，相互争夺信徒，在邪教组织与宗教之间也争夺信徒，他们称此为“狼”抢“羊”，之间经常发生吊打、浇热水等伤害事件。

宁夏有关部门负责人分析，综合起来看，农村至少有四股势力在危害社会稳定，一是地下宗教和邪教势力；二是民间迷信；三是民族分裂势力；四是敌对势力。这些力量虽然整体上在农村还没有形成大气候，但会影响到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如果任其泛滥，不积极寻求有效对策，后果将十分严重。

■西部部分农村“信教热”的影响

邪教对西部农民危害最大。而其扩散背景，则是西部农村“信教热”。记者发现，从陕西延安到榆林，再到宁夏西海固和甘肃庆阳，无论是从汽车窗口看到的公路附近村庄，还是随机走访的山村，都有一个共同点：“村村有寺庙、见神就祷告”。

榆林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胡统金介绍，截至2005年底，全市106处宗教场所，教职人员120人，约有20万信教群众。庙会活动日趋活跃，农村建庙几乎达到一村一庙的程度。

对此，陕甘宁革命老区的部分基层干部直言，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地下宗教”快速扩张，一方面政府却缺乏有效监管，县、乡、村三级信息不灵，对宗教家底不清，有些县甚至至今没有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严重存在无部门管、无人管、不会管、不敢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