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元旦前夕，李信从莫斯科回到了在河北的老家，由于生意忙碌，几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回中国过新年。

在新年的朋友聚会上，当被问起俄罗斯的生意时，李信一边喝着闷酒，一边嘟囔说：“在俄罗斯原来值２０万美金的集装箱，现在降到四五万美金都没人要。”

这位在莫斯科做皮货买卖的中国商人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一场针对外国移民及外籍务工的清理整顿运动即将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开展。

2006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令督导俄政府整顿经济秩序之后，11月15日，俄联邦政府总理马上就颁布了一个将在2007年１月１５日生效的第６８３号政府令，宣布从2007年1月1日起，外国务工者将被禁止在俄罗斯从事酒类和药品贸易。

按照规定，从2007年1月15日到4月1日，外国人在售货摊点、自由市场及“商店以外的场所”进行零售业的人数应限制在零售业总人数的40%；从2007年4月1日到12月31日,外国人在零售业总人数所占比例降为0,也就是说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业。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已开始重新审视以外国商贩及靠“灰色清关”进来的外国产品为主的“自由市场”，开始重新考虑其为俄罗斯民众所带来的便利及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之间的利害关系。

“让本地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让本地居民在市场做生意能有利可图 ”是俄罗斯政府期望达到的目标，但是能否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有利可图”并不容乐观。

措施出台后不久，莫斯科市政府在去年11月底就已率先体验到了即将实施的限制市场上外国劳动力政策所带来的后果：首批市场检查已经让来自高加索地区的人纷纷离开了市场，但市政府按照总统普京的指示为本国生产者预留的摊点依旧是空空荡荡。

一位负责切尔基佐夫市场管理的俄罗斯小伙子对《国际先驱导报》说：“禁止外国人从业是不可能的，那样市场就搞不下去了，我们（这些市场管理者）也要生活、吃饭。”

对中国商人的影响也并不报道中那么悲观，除了远东地区的一部分中国商人受到一定程度波及而低价甩卖之外，莫斯科还没有受到真正的影响。

切尔基佐夫市场位于莫斯科市东部近郊，是莫斯科华人最集中的地方。１月１日至８日是俄罗斯新年假期，全国放假，但记者看到市场并未因此显得冷清，依然一派热闹景象。

因此，像李信一样多次见识过俄罗斯市场整顿的中国商人，至少在１月１５日来临之前，都还没有决定撤出俄罗斯市场：“至少我认为我们的商品之所在能在俄罗斯生存，是因为其本身具有竞争力，所以我们仍然会在俄罗斯坚持下去！”

趟过伏尔加河的中国商人——中国商人“征战”俄罗斯二十年

面对越来越苛刻的市场准入要求，中国商人还能继续“北京倒爷震东欧”的神话吗？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郭宣发自莫斯科 1987年的一天，当中国黑河边防检查站的官兵们看到对面苏联边防检查站突然升起了意味着要求会晤国旗时，他们绝对没有想到：马上就要进行的会晤不仅会创造出一个“一船西瓜换来一船化肥”的传说，而且也开创了一个“北京的倒爷震东欧”的神话：一大批中国商人趟过“伏尔加河”（俄罗斯的母亲河）后，竟然迅速地在俄罗斯获得了财富。

1987～1994年：过河就会暴富

借助双方边境会晤站上的礼节性往来，生活在“要大炮不要黄油”时代的苏联人渐渐体会到了中国日用品的丰富；中国人则在中苏经济巨大的互补性中看到了珍贵的商机。

尽管限于当时的两国关系状况，双方政府都没有给中苏贸易以真正政府层面上的支持，但中苏的商人们——尤其是中国商人则绝对做到了“返朴归真”：在没有统一货币的情况，中国商人竟然悄悄在边境地区做起了最原始的易货贸易。

苏联解体后，开放了国门的俄罗斯人却没有能够得到西方所承诺的经济繁荣，这为中国商人创造了趟过伏尔加河、深入俄罗斯腹地的机会：俄罗斯拥有了可以随行就市自由订价的“市场”（虽然翻译成“地摊”更能体现其俄文的本意）。

随着规模的扩大，中俄民间贸易的既得利益者们最终还创造出了“包机包税”式的“灰色清关”，北京街头开始出现了扛大包的国际倒爷，而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城市的高等学府则频繁出现了成批中国留学生的身影——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一边在上学，一边在倒货。

９０年代初期，那是一个会俄语就意味着可以赚大钱的时代，199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陈红和景岗山合唱的那首《好年头好兆头》歌里，甚至有“北京的倒爷震东欧”的语句。

然而，由于这种自发式的民间贸易必然是带有更多“投机式”的成份，而投机商人“见利忘义”的本性也最终为中国商品的声誉在俄罗斯的一落千丈埋下了伏笔，“灰色清关”则又成了埋藏在旅俄华商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